教養是在療癒童年的傷:無論你是誰,都不需要追求完美-思比語言治療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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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個人童年都經歷過創傷與考驗,影響日後我們與孩子的相處,如果我們不明白自己受的傷,沒有刻意分析我們無意識的行為模式和預設立場,將來還是會重蹈覆轍。

我會成為現在的我,要從紐約下東區的一房公寓說起。我的父母都是俄裔猶太人,身無分文來到美國。我們家經常處於破產邊緣。父親除了藝術以外,沒有太多長才──我們絲毫不算活出美國夢。

父親連零工都找不到時,聽到「年輕人,往西走」的口號,決定也前往加州尋找財富。那裡似乎充滿陽光、歡樂和機會。只可惜,事情發展並不如他所願。

父親在加州嘗試過各種廣告設計工作,都沒有成功。最後他無奈地接受了墓碑切割師的工作,終其一生沒再改行。工作不止勞累,工資也少,每晚他回到家,摔上門,多半一句話也不說。

我總是很害怕,學會與他離得遠遠的,不然會被捲進風暴中心。每到夜深人靜,我在房間就會聽到父母在爭吵,內容永遠和錢有關。

不過,生活中最困難的是應付東正教傳統。東正教傳統把男性奉為家中最重要的成員。整個共同體以男性為中心。女人有被清楚規定的角色,那就是家中的母親。不必受教育,只要懂得相夫教子、打理家務就夠了。我在成長過程中慢慢發覺,我身邊所有女人都處於卑微的地位,我母親永遠得聽父親的話。

弟弟李出生時,父母在我生日當天帶他回家,我上前湊近想看他,沒想到父親卻把我推開。

「不要離寶寶太近。」他斥責我說,「你會害他生病。」

我停在原地,比起受傷,我更覺得困惑。母親在一旁不發一語。接著父親又說:「你弟弟是男生,在我們家,男生比較重要。」

即使到現在,我還是很難想像誰會對小孩子說這種話。我一開始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從今以後,我就是第二順位,但我聽得出那不是什麼好事。在李出生前,我是家裡唯一的關注焦點,雖然也不乏負面關注。但我很快就意識到,未來李的需要會比我先得到滿足。

他有一大堆玩具,我一個也沒有。他有新衣服穿,我只能接收表姊的衣服。吃飯時,他愛吃什麼就吃什麼,我多吃幾口都會被罵。

隨著年紀漸長,家中期待我凡事自己做,因為資源有限,而所有心力都貫注在李身上。我倒也在這麼充分的獨立自主中,無意間獲得許多能力。洗衣服、洗碗、打掃、做菜給弟弟吃、跑腿、鋪床、掃地板、清地毯。長大以後,我覺得自己無所不能。

後來,父母有了第二個兒子大衛。大衛是個漂亮的小娃娃,金頭髮藍眼睛。我記得他非常有好奇心,而且常常哭個不停。大衛一歲四個月大時,有一天在廚房地板撿到一罐阿斯匹靈,他抓起藥罐子搖,結果掉出幾十顆藥丸。母親還沒注意到,他已經吞下所有藥丸。母親趕緊打電話給診所,護士請她先讓大衛躺著,接下來幾小時多留意他的狀況。我現在懷疑護士當初沒給更好的答覆,是因為我們無法全額支付看診費用。母親聽話照做,過了幾小時,大衛醒過來嘔吐。

我們趕去醫院,院方替大衛洗胃以後就放他出院。他沒有好轉,還更嚴重了。我們又回醫院,院方告訴我們沒有空床(意思是「你們看起來付不起」)。

我們帶他到亨廷頓紀念醫院,一樣沒有空床。我們只好再去另一家醫院,這時弟弟已經無比虛弱,醫生終於同意替他診療,但已經太遲了:大衛當晚就過世了。喪親之痛宛如烏雲,籠罩著我們家,父母親從來沒能真正從中復原。

大衛去世後幾個月的一天,五歲的李突然在客廳昏倒。過幾分鐘,我也開始昏眩。母親跑到屋外求助,但她叫我待在家別亂跑。「你先去床上躺著,我等一下回來接你。」她一邊說,一邊抱著李跑出去。

我頭暈目眩,失去方向感,但是我不想聽話。我扶著牆壁,一走出屋外,就倒在地上,後來才慢慢清醒過來。

母親抱著李坐在車道旁,又過了幾個小時才知道,原來是暖爐故障,屋內充滿一氧化碳。要是我真的乖乖聽話待在家裡,大概不會活下來。

這起意外,連同大衛的悲劇,影響了我一生的方向,也強化了我無論如何都要自主思考的決心。我永遠會問自己,怎麼做才合理,哪怕乍聽之下是錯的,哪怕必須挑戰父母或師長。我想過不一樣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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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要女生和男生都受到平等對待的人生。我想要一個我有能力做出明智決定,不必總是為錢所苦的人生。我想要脫離原本的世界,而我下定決心,從獨立思考做起。

八年後,我真的離開了。我爭取到柏克萊大學的全額獎學金,一九五九年,我提著兩卡皮箱,跳上開往柏克萊的灰狗巴士,再也沒有回頭。

如何教養三個女兒操之在我。醫生給我醫藥上的協助,但不會給予教養的建議。友人的建議又不完全符合我的需求。我讀了許多書,沒有一本合情合理,直到我發現教養權威斯波克醫生(Dr Benjamin Spock)。

他告訴我以及成千上萬的新手媽媽:「你懂的其實比你想像的多。……現今世界與二十年前已經大不相同,以前的答案不一定還有用。」簡直就像在對我說話。以前的答案並不適用於我。只有我知道,怎麼做對女兒好、對我是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