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養是在療癒童年的傷:無論你是誰,都不需要追求完美-思比語言治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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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個人童年都經歷過創傷與考驗,影響日後我們與孩子的相處,如果我們不明白自己受的傷,沒有刻意分析我們無意識的行為模式和預設立場,將來還是會重蹈覆轍。
我會成為現在的我,要從紐約下東區的一房公寓說起。我的父母都是俄裔猶太人,身無分文來到美國。我們家經常處於破產邊緣。父親除了藝術以外,沒有太多長才──我們絲毫不算活出美國夢。
父親連零工都找不到時,聽到「年輕人,往西走」的口號,決定也前往加州尋找財富。那裡似乎充滿陽光、歡樂和機會。只可惜,事情發展並不如他所願。
父親在加州嘗試過各種廣告設計工作,都沒有成功。最後他無奈地接受了墓碑切割師的工作,終其一生沒再改行。工作不止勞累,工資也少,每晚他回到家,摔上門,多半一句話也不說。
我總是很害怕,學會與他離得遠遠的,不然會被捲進風暴中心。每到夜深人靜,我在房間就會聽到父母在爭吵,內容永遠和錢有關。
不過,生活中最困難的是應付東正教傳統。東正教傳統把男性奉為家中最重要的成員。整個共同體以男性為中心。女人有被清楚規定的角色,那就是家中的母親。不必受教育,只要懂得相夫教子、打理家務就夠了。我在成長過程中慢慢發覺,我身邊所有女人都處於卑微的地位,我母親永遠得聽父親的話。
弟弟李出生時,父母在我生日當天帶他回家,我上前湊近想看他,沒想到父親卻把我推開。
「不要離寶寶太近。」他斥責我說,「你會害他生病。」
我停在原地,比起受傷,我更覺得困惑。母親在一旁不發一語。接著父親又說:「你弟弟是男生,在我們家,男生比較重要。」
即使到現在,我還是很難想像誰會對小孩子說這種話。我一開始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從今以後,我就是第二順位,但我聽得出那不是什麼好事。在李出生前,我是家裡唯一的關注焦點,雖然也不乏負面關注。但我很快就意識到,未來李的需要會比我先得到滿足。
他有一大堆玩具,我一個也沒有。他有新衣服穿,我只能接收表姊的衣服。吃飯時,他愛吃什麼就吃什麼,我多吃幾口都會被罵。
隨著年紀漸長,家中期待我凡事自己做,因為資源有限,而所有心力都貫注在李身上。我倒也在這麼充分的獨立自主中,無意間獲得許多能力。洗衣服、洗碗、打掃、做菜給弟弟吃、跑腿、鋪床、掃地板、清地毯。長大以後,我覺得自己無所不能。
後來,父母有了第二個兒子大衛。大衛是個漂亮的小娃娃,金頭髮藍眼睛。我記得他非常有好奇心,而且常常哭個不停。大衛一歲四個月大時,有一天在廚房地板撿到一罐阿斯匹靈,他抓起藥罐子搖,結果掉出幾十顆藥丸。母親還沒注意到,他已經吞下所有藥丸。母親趕緊打電話給診所,護士請她先讓大衛躺著,接下來幾小時多留意他的狀況。我現在懷疑護士當初沒給更好的答覆,是因為我們無法全額支付看診費用。母親聽話照做,過了幾小時,大衛醒過來嘔吐。
我們趕去醫院,院方替大衛洗胃以後就放他出院。他沒有好轉,還更嚴重了。我們又回醫院,院方告訴我們沒有空床(意思是「你們看起來付不起」)。
我們帶他到亨廷頓紀念醫院,一樣沒有空床。我們只好再去另一家醫院,這時弟弟已經無比虛弱,醫生終於同意替他診療,但已經太遲了:大衛當晚就過世了。喪親之痛宛如烏雲,籠罩著我們家,父母親從來沒能真正從中復原。
大衛去世後幾個月的一天,五歲的李突然在客廳昏倒。過幾分鐘,我也開始昏眩。母親跑到屋外求助,但她叫我待在家別亂跑。「你先去床上躺著,我等一下回來接你。」她一邊說,一邊抱著李跑出去。
我頭暈目眩,失去方向感,但是我不想聽話。我扶著牆壁,一走出屋外,就倒在地上,後來才慢慢清醒過來。
母親抱著李坐在車道旁,又過了幾個小時才知道,原來是暖爐故障,屋內充滿一氧化碳。要是我真的乖乖聽話待在家裡,大概不會活下來。
這起意外,連同大衛的悲劇,影響了我一生的方向,也強化了我無論如何都要自主思考的決心。我永遠會問自己,怎麼做才合理,哪怕乍聽之下是錯的,哪怕必須挑戰父母或師長。我想過不一樣的人生。
(圖片來源:unsplash)
我想要女生和男生都受到平等對待的人生。我想要一個我有能力做出明智決定,不必總是為錢所苦的人生。我想要脫離原本的世界,而我下定決心,從獨立思考做起。
八年後,我真的離開了。我爭取到柏克萊大學的全額獎學金,一九五九年,我提著兩卡皮箱,跳上開往柏克萊的灰狗巴士,再也沒有回頭。
如何教養三個女兒操之在我。醫生給我醫藥上的協助,但不會給予教養的建議。友人的建議又不完全符合我的需求。我讀了許多書,沒有一本合情合理,直到我發現教養權威斯波克醫生(Dr Benjamin Spock)。
他告訴我以及成千上萬的新手媽媽:「你懂的其實比你想像的多。……現今世界與二十年前已經大不相同,以前的答案不一定還有用。」簡直就像在對我說話。以前的答案並不適用於我。只有我知道,怎麼做對女兒好、對我是好的。
我自闢蹊徑,大方向就是遠離我自己的童年。我很怕落入過去的模式,我知道如果不注意,很可能又讓女兒暴露在兒時帶給我許多痛苦的行為和價值觀當中。我察覺到,如果我希望有不同做法、產生不同結果,我就必須有意識地反思自己的童年。
我的直覺後來得到依附研究理論的解釋。依附理論最早是由心理學家鮑比(John Bowlby)提出,他認為,我們幼時與父母的互動模式,會決定我們成年後的人際關係,大幅影響我們與他人相處的方式。
早期依附經驗就像是一個羅盤,指引我們日後的人生方向。這些研究結果證實了我們都知道的事實:童年經驗會深刻影響我們的成年生活。
但真正有趣之處在這裡。另一位心理學者曼因(Mary Main)好奇這些模式能不能隨人生階段改變。結果非常具開創性。曼因發現,成人其實有能力改變及修正自己的依附模式。
但是該怎麼做呢?與父母以外的他人建立正向關係會有幫助,但同樣重要的是,我們能不能有意識地反思自己的童年。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到,敘述童年經歷時條理連貫、較能體諒父母苦處的受訪者,多半呈現安全依附──不論他們童年是否經歷過創傷或失去。而敘述較不連貫、語氣輕蔑或自相矛盾的受訪者,多半有焦慮依附持續到成年的傾向。
我認為,我們其實都知道這件事。我們慣用自己被教養的方式來教養孩子,主要原因在於那是我們僅有的一套樣板。童年學習到的家庭價值觀,對人的影響之深,我們不見得感覺得到,也不見得有辦法理解。我們常會發現自己說的話或做的事,怎麼跟爸媽一樣,想不通父母是怎麼躲進我們腦袋裡的。
也因此,父母最該做的第一件事,是反思自己的經驗。研究指出,這種「理解自己人生」的經驗可以形成「爭取而來的安全依附」(earned secure attachment)。我們都有能力透過反思,為自己「爭取到」安全感,再將安全感傳承給孩子。
我在許許多多的嘗試之中體會到,養育兒女或許是我們身為人最深刻的成長機會。我們如果不扮演自己的心理治療師,質問自己的童年,也沒有辦法成為理想中最好的父母。反思也能幫助我們理解父母親當初遭遇的困難。
我們的童年記憶也可能經過扭曲。我成年以後,回去看小時候住的房子,在我印象中是一棟大屋子,沒想到竟然這麼小。真不敢相信我們一家五口以前就住在裡面。當年的悲劇對我的人生及自我認知影響太過深刻,所以我把它想成一棟偌大的房子。重新看到兒時的房子,我更能體會父母當初想必吃了很多的苦。
父親其實是大環境的犧牲者,就跟許多不完美的父母一樣。他一生勞動,為了我們,放棄當藝術家的夢想。他出身的文化,塑造出他專制獨斷的行為。因為明白了這一切,我才能夠寬恕他。
我知道很不容易,家族文化有時很難改變或修正,但我仍希望試試看。
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父母、伴侶或孩子,我們都只是在盡己所能。不要放棄,犯錯也不要苛責自己。我們最先要原諒的人就是自己,人生有時複雜又困難。
人人都有故事。我們都經歷過創傷,很多情況更曾遭遇不幸。我下定決心要盡最大力量讓我的童年不再重演,但我也知道不論我怎麼做,我的孩子依然會遭遇困難。
我的職責不是要當完美的爸媽,也不是要讓他們生活過得完美,而是要盡到反思自我的責任,讓他們免受不必要的苦。
我鼓勵各位持續抱持懷疑精神,檢視自己的過去。想想有哪些方面可以改進,能怎麼改進。然後,為了你自己,為了你的孩子和這個世界,別害怕改變。
我們往往會不自覺用父母教育自己的方式來教養孩子,我成為母親以後,只確定一件事,就是不想重複我父母的錯誤。
本文摘自《養出內心強大的孩子》,天下雜誌出版,作者:艾絲特‧沃西基,譯者:韓絜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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