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養是在療癒童年的傷：無論你是誰，都不需要追求完美-思比語言治療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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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個人童年都經歷過創傷與考驗，影響日後我們與孩子的相處，如果我們不明白自己受的傷，沒有刻意分析我們無意識的行為模式和預設立場，將來還是會重蹈覆轍。

我會成為現在的我，要從紐約下東區的一房公寓說起。我的父母都是俄裔猶太人，身無分文來到美國。我們家經常處於破產邊緣。父親除了藝術以外，沒有太多長才──我們絲毫不算活出美國夢。

父親連零工都找不到時，聽到「年輕人，往西走」的口號，決定也前往加州尋找財富。那裡似乎充滿陽光、歡樂和機會。只可惜，事情發展並不如他所願。

父親在加州嘗試過各種廣告設計工作，都沒有成功。最後他無奈地接受了墓碑切割師的工作，終其一生沒再改行。工作不止勞累，工資也少，每晚他回到家，摔上門，多半一句話也不說。

我總是很害怕，學會與他離得遠遠的，不然會被捲進風暴中心。每到夜深人靜，我在房間就會聽到父母在爭吵，內容永遠和錢有關。

不過，生活中最困難的是應付東正教傳統。東正教傳統把男性奉為家中最重要的成員。整個共同體以男性為中心。女人有被清楚規定的角色，那就是家中的母親。不必受教育，只要懂得相夫教子、打理家務就夠了。我在成長過程中慢慢發覺，我身邊所有女人都處於卑微的地位，我母親永遠得聽父親的話。

弟弟李出生時，父母在我生日當天帶他回家，我上前湊近想看他，沒想到父親卻把我推開。

「不要離寶寶太近。」他斥責我說，「你會害他生病。」

我停在原地，比起受傷，我更覺得困惑。母親在一旁不發一語。接著父親又說：「你弟弟是男生，在我們家，男生比較重要。」

即使到現在，我還是很難想像誰會對小孩子說這種話。我一開始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從今以後，我就是第二順位，但我聽得出那不是什麼好事。在李出生前，我是家裡唯一的關注焦點，雖然也不乏負面關注。但我很快就意識到，未來李的需要會比我先得到滿足。

他有一大堆玩具，我一個也沒有。他有新衣服穿，我只能接收表姊的衣服。吃飯時，他愛吃什麼就吃什麼，我多吃幾口都會被罵。

隨著年紀漸長，家中期待我凡事自己做，因為資源有限，而所有心力都貫注在李身上。我倒也在這麼充分的獨立自主中，無意間獲得許多能力。洗衣服、洗碗、打掃、做菜給弟弟吃、跑腿、鋪床、掃地板、清地毯。長大以後，我覺得自己無所不能。

後來，父母有了第二個兒子大衛。大衛是個漂亮的小娃娃，金頭髮藍眼睛。我記得他非常有好奇心，而且常常哭個不停。大衛一歲四個月大時，有一天在廚房地板撿到一罐阿斯匹靈，他抓起藥罐子搖，結果掉出幾十顆藥丸。母親還沒注意到，他已經吞下所有藥丸。母親趕緊打電話給診所，護士請她先讓大衛躺著，接下來幾小時多留意他的狀況。我現在懷疑護士當初沒給更好的答覆，是因為我們無法全額支付看診費用。母親聽話照做，過了幾小時，大衛醒過來嘔吐。

我們趕去醫院，院方替大衛洗胃以後就放他出院。他沒有好轉，還更嚴重了。我們又回醫院，院方告訴我們沒有空床（意思是「你們看起來付不起」）。

我們帶他到亨廷頓紀念醫院，一樣沒有空床。我們只好再去另一家醫院，這時弟弟已經無比虛弱，醫生終於同意替他診療，但已經太遲了：大衛當晚就過世了。喪親之痛宛如烏雲，籠罩著我們家，父母親從來沒能真正從中復原。

大衛去世後幾個月的一天，五歲的李突然在客廳昏倒。過幾分鐘，我也開始昏眩。母親跑到屋外求助，但她叫我待在家別亂跑。「你先去床上躺著，我等一下回來接你。」她一邊說，一邊抱著李跑出去。

我頭暈目眩，失去方向感，但是我不想聽話。我扶著牆壁，一走出屋外，就倒在地上，後來才慢慢清醒過來。

母親抱著李坐在車道旁，又過了幾個小時才知道，原來是暖爐故障，屋內充滿一氧化碳。要是我真的乖乖聽話待在家裡，大概不會活下來。

這起意外，連同大衛的悲劇，影響了我一生的方向，也強化了我無論如何都要自主思考的決心。我永遠會問自己，怎麼做才合理，哪怕乍聽之下是錯的，哪怕必須挑戰父母或師長。我想過不一樣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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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要女生和男生都受到平等對待的人生。我想要一個我有能力做出明智決定，不必總是為錢所苦的人生。我想要脫離原本的世界，而我下定決心，從獨立思考做起。

八年後，我真的離開了。我爭取到柏克萊大學的全額獎學金，一九五九年，我提著兩卡皮箱，跳上開往柏克萊的灰狗巴士，再也沒有回頭。

如何教養三個女兒操之在我。醫生給我醫藥上的協助，但不會給予教養的建議。友人的建議又不完全符合我的需求。我讀了許多書，沒有一本合情合理，直到我發現教養權威斯波克醫生（Dr Benjamin Spock）。

他告訴我以及成千上萬的新手媽媽：「你懂的其實比你想像的多。……現今世界與二十年前已經大不相同，以前的答案不一定還有用。」簡直就像在對我說話。以前的答案並不適用於我。只有我知道，怎麼做對女兒好、對我是好的。

我自闢蹊徑，大方向就是遠離我自己的童年。我很怕落入過去的模式，我知道如果不注意，很可能又讓女兒暴露在兒時帶給我許多痛苦的行為和價值觀當中。我察覺到，如果我希望有不同做法、產生不同結果，我就必須有意識地反思自己的童年。

我的直覺後來得到依附研究理論的解釋。依附理論最早是由心理學家鮑比（John Bowlby）提出，他認為，我們幼時與父母的互動模式，會決定我們成年後的人際關係，大幅影響我們與他人相處的方式。

早期依附經驗就像是一個羅盤，指引我們日後的人生方向。這些研究結果證實了我們都知道的事實：童年經驗會深刻影響我們的成年生活。

但真正有趣之處在這裡。另一位心理學者曼因（Mary Main）好奇這些模式能不能隨人生階段改變。結果非常具開創性。曼因發現，成人其實有能力改變及修正自己的依附模式。

但是該怎麼做呢？與父母以外的他人建立正向關係會有幫助，但同樣重要的是，我們能不能有意識地反思自己的童年。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到，敘述童年經歷時條理連貫、較能體諒父母苦處的受訪者，多半呈現安全依附──不論他們童年是否經歷過創傷或失去。而敘述較不連貫、語氣輕蔑或自相矛盾的受訪者，多半有焦慮依附持續到成年的傾向。

我認為，我們其實都知道這件事。我們慣用自己被教養的方式來教養孩子，主要原因在於那是我們僅有的一套樣板。童年學習到的家庭價值觀，對人的影響之深，我們不見得感覺得到，也不見得有辦法理解。我們常會發現自己說的話或做的事，怎麼跟爸媽一樣，想不通父母是怎麼躲進我們腦袋裡的。

也因此，父母最該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反思自己的經驗。研究指出，這種「理解自己人生」的經驗可以形成「爭取而來的安全依附」（earned secure attachment）。我們都有能力透過反思，為自己「爭取到」安全感，再將安全感傳承給孩子。

我在許許多多的嘗試之中體會到，養育兒女或許是我們身為人最深刻的成長機會。我們如果不扮演自己的心理治療師，質問自己的童年，也沒有辦法成為理想中最好的父母。反思也能幫助我們理解父母親當初遭遇的困難。

我們的童年記憶也可能經過扭曲。我成年以後，回去看小時候住的房子，在我印象中是一棟大屋子，沒想到竟然這麼小。真不敢相信我們一家五口以前就住在裡面。當年的悲劇對我的人生及自我認知影響太過深刻，所以我把它想成一棟偌大的房子。重新看到兒時的房子，我更能體會父母當初想必吃了很多的苦。

父親其實是大環境的犧牲者，就跟許多不完美的父母一樣。他一生勞動，為了我們，放棄當藝術家的夢想。他出身的文化，塑造出他專制獨斷的行為。因為明白了這一切，我才能夠寬恕他。

我知道很不容易，家族文化有時很難改變或修正，但我仍希望試試看。

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父母、伴侶或孩子，我們都只是在盡己所能。不要放棄，犯錯也不要苛責自己。我們最先要原諒的人就是自己，人生有時複雜又困難。

人人都有故事。我們都經歷過創傷，很多情況更曾遭遇不幸。我下定決心要盡最大力量讓我的童年不再重演，但我也知道不論我怎麼做，我的孩子依然會遭遇困難。

我的職責不是要當完美的爸媽，也不是要讓他們生活過得完美，而是要盡到反思自我的責任，讓他們免受不必要的苦。

我鼓勵各位持續抱持懷疑精神，檢視自己的過去。想想有哪些方面可以改進，能怎麼改進。然後，為了你自己，為了你的孩子和這個世界，別害怕改變。

我們往往會不自覺用父母教育自己的方式來教養孩子，我成為母親以後，只確定一件事，就是不想重複我父母的錯誤。

本文摘自《養出內心強大的孩子》，天下雜誌出版，作者：艾絲特‧沃西基，譯者：韓絜光